某男子，偷呃拐騙，姦淫擄掠，無惡不作，人所共知，卻經常在兒子面前，吹噓自己外貌英偉，事業有成，年薪千萬。兒子稍為懂事，看在眼裡，只覺可笑。但有朝一日，這個男人竟在年幼的孫兒跟前揚著花綠鈔票，企圖施展魔障，蒙蔽下一代雙眼，但求他們真心以為爺爺是個偉人。遇上這樣的惡行，豈能叫人不憤慨？
我們的「國民教育」，不也是一樣？
世上任何一國政府，令其子民對本國有更多認識，本為天經地義之事，無可爭議。然而，若「認識」只容喜，不容憂，隱去真相，意圖「洗腦」，迫人引以為傲，這就變成正常現代公民難以容許的惡行。惡行幹著不夠，還要兩手一攤說：「這種必要的『洗腦』是一種國際慣例。」郝鐵川先生說出這樣的話，我為他感到可悲，因為他連人類最基本的是非觀、羞恥心也丟了。
中國大陸問題之多，實在無法窮盡，但最關鍵的是：我認識到問題所在，不代表我就此把國家嫌棄。翻開近代中國史，哪一頁不是血淚？物傷其類，真正愛國的人，會為國家積弱而憤慨，更會因此一盡己任，四出尋求醫治良方。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先賢，心態就是如此。國家病了，諱疾忌醫，只道粉飾太平，欺人自欺，這不叫愛國，這徹底是禍國！
去年，國內著作《重新發現社會》廣受議論。早前翻閱，讀到作者熊培雲寫「愛國」的問題，實在使我感慨良多，姑引如下：
那些真正推動人類進步者，因為將自己歸屬於時間而擁有屬於自己的一生。人首先應該愛的是時間，其次才可能是空間。時間之愛是面向個體的，是絕對的，那是我們唯一的存在；而空間之愛則是相對的，是面向公眾的，是通過物質或精神的契約才得以實現的。一個人，如果生於豬圈，便說自己“熱愛豬圈”，這種“愛豬圈主義”顯然不是一種高尚的情感。必要的時候，我們甚至可以斷定這是一種“以空間之名限制或屠殺時間”、滅絕人類未來與希望的庸俗情感。是故，我願意以更廣闊的視角將我所熱愛之國視為時間之國，一種立於時間維度上的精神與思想之國，而非空間意義上的逆來順受或與生俱來的“嫁雞隨雞”式的地理之愛。
所以，不少人都說，他們所愛的國家，是「時間之國」，不幸地已於1949年之後消失了。「我在哪裡，哪裡就是中國，何必固守在那塊土地上，何況那土地上已然沒有了中國。」要不是徹底心死，相信余英時教授也不會這麼說。
不少香港人，尤其是年輕一輩，常說自己討厭簡體字，看不起內地人的不文明，因此拒絕接觸內地。坦白說，他們說的，我也不喜歡。但我仍盡我能力的去多讀大陸出版物，多留意內地新聞，多到內地旅遊，認識內地的種種，或許就是我仍未到死心的年紀，仍天真地希望透過一己微力，可以改變甚麼。
就如六四燭光晚會，每年唱著同樣的歌，喊著接近的口號，形式因循，了無新意，還是捨不得不參與。原因很簡單：這些燭光，每年這個時候，只能在國境之南的這片蕞爾小島亮起。用不著執起教鞭，我只是身體力行的去成為其中一點燭光就夠，我相信這已經為下一代提供了最好的國民教育。
我不知自己是否愛國，我只慶幸自己是香港人，還可以寫下這篇網誌而不會為我帶來任何危險。我慶幸自己知道誰是艾未未、劉曉波，我慶幸在搜尋器上鍵入「六四」不會只搜得四六級英語考試的網頁。然而，這些「慶幸」，是相對的，是建築於十三億人民不幸身上而有的。
所以，星期六，維園見，告訴窮得只剩下錢的共產黨，你們不能隻手遮天。
蝦叔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