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國民教育,到五月三十五日

某男子,偷呃拐騙,姦淫擄掠,無惡不作,人所共知,卻經常在兒子面前,吹噓自己外貌英偉,事業有成,年薪千萬。兒子稍為懂事,看在眼裡,只覺可笑。但有朝一日,這個男人竟在年幼的孫兒跟前揚著花綠鈔票,企圖施展魔障,蒙蔽下一代雙眼,但求他們真心以為爺爺是個偉人。遇上這樣的惡行,豈能叫人不憤慨?

我們的「國民教育」,不也是一樣?

世上任何一國政府,令其子民對本國有更多認識,本為天經地義之事,無可爭議。然而,若「認識」只容喜,不容憂,隱去真相,意圖「洗腦」,迫人引以為傲,這就變成正常現代公民難以容許的惡行。惡行幹著不夠,還要兩手一攤說:「這種必要的『洗腦』是一種國際慣例。」郝鐵川先生說出這樣的話,我為他感到可悲,因為他連人類最基本的是非觀、羞恥心也丟了。

中國大陸問題之多,實在無法窮盡,但最關鍵的是:我認識到問題所在,不代表我就此把國家嫌棄。翻開近代中國史,哪一頁不是血淚?物傷其類,真正愛國的人,會為國家積弱而憤慨,更會因此一盡己任,四出尋求醫治良方。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先賢,心態就是如此。國家病了,諱疾忌醫,只道粉飾太平,欺人自欺,這不叫愛國,這徹底是禍國!

去年,國內著作《重新發現社會》廣受議論。早前翻閱,讀到作者熊培雲寫「愛國」的問題,實在使我感慨良多,姑引如下:

那些真正推動人類進步者,因為將自己歸屬於時間而擁有屬於自己的一生。人首先應該愛的是時間,其次才可能是空間。時間之愛是面向個體的,是絕對的,那是我們唯一的存在;而空間之愛則是相對的,是面向公眾的,是通過物質或精神的契約才得以實現的。一個人,如果生於豬圈,便說自己“熱愛豬圈”,這種“愛豬圈主義”顯然不是一種高尚的情感。必要的時候,我們甚至可以斷定這是一種“以空間之名限制或屠殺時間”、滅絕人類未來與希望的庸俗情感。是故,我願意以更廣闊的視角將我所熱愛之國視為時間之國,一種立於時間維度上的精神與思想之國,而非空間意義上的逆來順受或與生俱來的“嫁雞隨雞”式的地理之愛。

所以,不少人都說,他們所愛的國家,是「時間之國」,不幸地已於1949年之後消失了。「我在哪裡,哪裡就是中國,何必固守在那塊土地上,何況那土地上已然沒有了中國。」要不是徹底心死,相信余英時教授也不會這麼說。

不少香港人,尤其是年輕一輩,常說自己討厭簡體字,看不起內地人的不文明,因此拒絕接觸內地。坦白說,他們說的,我也不喜歡。但我仍盡我能力的去多讀大陸出版物,多留意內地新聞,多到內地旅遊,認識內地的種種,或許就是我仍未到死心的年紀,仍天真地希望透過一己微力,可以改變甚麼。

就如六四燭光晚會,每年唱著同樣的歌,喊著接近的口號,形式因循,了無新意,還是捨不得不參與。原因很簡單:這些燭光,每年這個時候,只能在國境之南的這片蕞爾小島亮起。用不著執起教鞭,我只是身體力行的去成為其中一點燭光就夠,我相信這已經為下一代提供了最好的國民教育。

我不知自己是否愛國,我只慶幸自己是香港人,還可以寫下這篇網誌而不會為我帶來任何危險。我慶幸自己知道誰是艾未未、劉曉波,我慶幸在搜尋器上鍵入「六四」不會只搜得四六級英語考試的網頁。然而,這些「慶幸」,是相對的,是建築於十三億人民不幸身上而有的。

所以,星期六,維園見,告訴窮得只剩下錢的共產黨,你們不能隻手遮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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