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二十二年前開始，每年這個時候，整個華人社會都像長了風疹，六四的風吹到，甚麼事情都變得敏感。最近，風吹到了郎朗身上。
有香港居民身份的中國鋼琴王子郎朗，上月 29日在英國開音樂會時被當地華人登台點奏，請他彈《風中的蠟燭》（ Candle in the wind），郎朗初時高興，但再聽對方稱，曲子是要獻給「六四天安門屠殺的亡靈」時，臉色驟變，拂袖而去。該名華人直斥朗郎（原文）是「精英犬奴」。
當時的實際情形怎樣，資料有限，無從得知。暫且把報道上那感情色彩濃厚的字眼拿走，單憑點唱者的片面之詞，若就此斷定郎朗是「犬奴」，那未免有失公允。我也不禁要問：這點唱者當時的情緒會否過於激動，使郎朗誤以為他是精神病患才有「臉色驟變，拂袖而去」之舉？
容許我相信，年紀尚輕的郎先生是一時不知所措。不過，郎朗宜盡快就事件交代一下，否則，「犬奴」之名，也就真的跑不掉了。雖然，我相信最大可能的結局，就是郎朗聽任事情日久丟淡，謹遵江主席當年的教誨——「悶聲發大財」，沉默永遠是金，反正善忘的人始終較多。
聞今事，憶故人。不禁想起四年前離世的俄羅斯大提琴家Mstislav Rostropovich（羅斯托波維奇）。
同樣是生於極權統治國家，Rostropovich卻敢於對抗蘇聯，公開支持異見作家Aleksandr Solzhenitsyn（索忍尼辛），「自毁前程」，以致流落異國多年。1989年，大師在柏林圍牆前為支持東西柏林民眾而演奏，成為了永垂不朽的一幕。
政治、藝術，表面上是南轅北轍，但其實兩者殊途同歸。大家只是在不同的領域上，為人類謀求更美好的生活而已。所以，別跟我說甚麼「藝術家不應就政治表態」。郎朗是否真「犬奴」，解釋權就在其手中。
1970年得諾貝爾文學獎的Solzhenitsyn，與四十年後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一樣，都缺席於頒獎禮會場。當年的Solzhenitsyn，還有Rostropovich力挺。今天的劉曉波，夜闌靜時，又可有藝術家的共鳴？在四川豆腐渣工程的頹垣之前，又有沒有哪個鋼琴家，能為一眾死難者奏上一闕安魂曲？
文革時自殺而死的傅雷，曾於鋼琴家兒子傅聰負笈波蘭學習前，諄諄告誡一番：「第一，做人；第二，做藝術家；第三，做音樂家；最後才是鋼琴家。」還希望，郎朗有機會真的要讀讀《傅雷家書》，好好咀嚼一下前輩的語重心長。
強國崛起，使六四成了照妖鏡。衷心希望天才橫溢的郎朗，今次不是在照妖鏡前現形。不過，想起郎先生不久前在白宮國宴上演奏一曲《我的祖國》，如今他也算是「貫徹始終」吧？至少，比起香港那些「打倒昨日的我」，如譚耀宗之流的那些卑劣政客，郎朗拒絕演奏也不算甚麼了。
六四的風颳起，想起郎朗演奏時那誇張，再想起Rostropovich在柏林圍牆前的琴音，縱沒有惹來我一身風疹，卻吹起了我滿心揮之不掉的悲涼。
六四前夕，讓我們一起重溫Rostropovich碰巧也是在1989年在柏林圍牆前奏的巴哈，謹以悼念當年犧牲的一眾英烈。
蝦叔 